国际合同煤价超预期期待超预期季报

这些变化生动体现了国家纲领对法理思维的引领作用。

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也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追寻变革图强的历史新篇。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依法治国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我们党对改革与法治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强调，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我们要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对实践经验比较成熟、各方面认识比较一致的，规定得具体一些，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为此，我们既强调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做到在法治框架下对各种利益依法、公正、合理进行调整。正是因为正确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我们党确保了改革与法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党不断深化对改革与法治关系的认识，在许多重要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实现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继续奏响改革与法治和谐共鸣的新乐章，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强劲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改革更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的重要保障，是国家与社会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后者主要是对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定期的监督检查，可通过列席或者召集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实施检查或者调阅、审查文件和资料等方式进行。

我们认为，监察委员会对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同样不宜采用开会、听汇报、查文件等主动监察方式进行监督，一是因为人大作为民主集中制下产生监察委员会的权力机关，其本身具有监督监察委员会的优越地位，人大的这种优越地位使其成员也受到特别保护。即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权具体包括监督权、调查权、处置权三类。我国的监察委员会成立后，实践中对法官、检察官以及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监察引起一些争议，有人担心这是否会干涉司法独立，是否会挑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人大地位，这些担心不无道理。当然，如果工作检查没有发现问题，或者针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调查达不到给予相应处置和移送审查起诉的条件，那么处置程序则完全有可能不启动。

如果仍采用主动监察的监督权行使方式，如进行定期的工作检查，在没有任何举报线索的前提下通过开会、听汇报、查文件等方式主动过问其履职状况，极有可能给他们造成心理压力，妨碍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独立判断，给办案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从而影响司法独立。尽管《监察法》第15条第1项规定的监察对象中包括法官、检察官，但对他们却不宜采用《监察法》第11条第1项规定的监督权，即不宜采用针对一般党政机关公职人员的主动监察。

（四）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至于《监察法》第11条第3项规定的处置权，则在监督、调查程序后才有可能行使，也有可能不行使，也就无所谓主动监察或被动监察。一、我国监察权的行使方式应视不同对象有主动与被动之区分 《监察法》第11条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一）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五）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向监察对象所在单位提出监察建议。但对第一类型中的两类公职人员应采用被动监察的方式，一是法官、检察官，二是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他们应主要以内部自我监督为主，只有当其涉嫌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时，监察委员会才应遵循《监察法》第11条第2项规定的调查权进行监察。在《监察法》第15条第1项规定涉及人大及其常委会机关公务员的监察对象中，主要包括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员、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各级人大专门委员会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并不包括人大代表以及非公务员身份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但人大代表以及非公务员身份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涵盖在该条第6项规定的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的范围中。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则需经过调查后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方可进行。

同时，还建立了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法官、检察官涉嫌违反审判、检察职责的行为一经调查核实，会根据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意见作出处理决定，这样也减轻了监察委员会诸多不必要的负担。而对于他们的日常工作情况，则不宜主动进行监督监察。

2.《监察法》第11条第2项规定的调查权一般属于被动监察方式。三、对特定公职人员采用被动监察之理由 1.对法官、检察官采用被动监察方式之理由。

对于临时性参与到审判、检察工作中的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等，可以视为《监察法》第15条第6项规定的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比照法官、检察官进行监察。（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即监察对象不再限于过去的行政人员，而是实现了对六类公权力人员的全覆盖。当然，这并不是说违法犯罪的法官、检察官就可以逍遥法外，监察委员会在收到法官、检察官涉嫌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举报线索，尤其是有关部门移送案件后，当然要依法调查并进行相应处置。（二）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同时，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也有约束其履职行为的代表守则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守则，如有违反，人大及其常委会内部可采取通报、责令作出检查、记入履职档案等措施进行相应惩戒（这类似于《监察法》第11条第1项规定的监督职能）。

总之，一旦进入调查阶段，无论公职人员具有何种身份，都应当一视同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2.对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采用被动监察方式之理由。

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宪法》第131条、第136条分别规定了审判独立原则和检察独立原则，《法官法》第2条、《检察官法》第2条进一步将审判权、检察权分别授予法官、检察官依法行使，他们在公务员队伍中的职能和地位较为特殊，在法检机关中也较之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有明显不同，监察委员会对他们的监察应在不妨碍审判权、检察权独立性的前提下进行。只有当这些人员涉嫌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时，监察委员会才宜对他们依法展开调查并进行相应处置。

（三）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监察的本义带有行政权的主动性特征，有监督、检查、督促之意，是针对监察对象的廉政、勤政以及执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职能活动，具有多角度、全方位、主动性、定期化的特点。

（二）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作者二为江苏警官学院治安管理系讲师） 原发《中国经济报告》2018年第11期 进入 马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监察权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六）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在处置权四个方面的内容中，监察委员会作出政务处分决定、问责、提出监察建议均需根据监督、调查的结果进行。

调查权是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这种调查往往建立在前期相关工作形成问题线索的基础之上，这既有可能源自监察委员会监督阶段的自行发现，也可能有赖于公民的报案或者举报（《监察法》第35条）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审计机关等国家机关在工作中发现公职人员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问题线索（《监察法》第34条）等等，一般是不报不理不送不理的。实践中，考虑到工作的便利性和实效性，监察委员会也可以将部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调查交由有关机关负责，如《刑法》规定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监察委员会与人民检察院都具有管辖权的犯罪，一般以监察委员会调查为主，人民检察院予以配合。

本文认为，在现有监察模式下，应对监察权的行使方式作主动与被动之区分，对法官、检察官以及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等，只有当他们涉嫌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时，监察委员会才应进行调查监察。本文认为，监察委员会在行使《监察法》第11条第1项规定的监督权时，对《监察法》第15条规定的六类监察对象中的大部分人员可采用主动监察的形式，尤其针对第一类型中的党政机关公职人员，更应主动进行。

主动监察包括日常的廉政教育和工作检查：前者主要是为加强公职人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可以通过看书观影、在线课堂、听取报告、撰写心得体会等方式开展。《监察法》第11条规定的监督权、调查权、处置权对《监察法》第15条规定的六类监察对象是同等适用的吗？还是应该有所区别？本文认为，在针对不同的监察对象时，应有主动监察与被动监察之分。

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如果监察委员会能够定期对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工作检查，不仅违反议会自律原则，更与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背离之嫌。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二是对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一般性工作监督，主要应通过《选举法》规定的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监督的途径进行（即使目前这种监督的效果可能不甚理想，也应当持续改进这一途径，而不是简单放弃）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成熟，顶层设计越来越清晰，法治理论创新不断取得新成果。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如今，依法治国已成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全面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

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石、政策基础，指明了发展方向。